启明长庚永不相见：周氏兄弟“失和”背后的羽太信子
启明长庚永不相见：周氏兄弟“失和”背后的羽太信子
启明长庚永不相见：周氏兄弟“失和”背后的羽太信子
文/老张在路上
1962年4月8日，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周作人当天的日记记道：
“阴，十度。上午李妈往医院去。下午的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乘汽车同静子、丰一、美和去一看，留菼芳办后事，拟于明日火葬。寄龙女士信、耀辰信、人文社办公室信。又托丰一寄聚仁信、耀辰信皆为此是也……”
羽太信子是两天前也就是4月6日因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的，周作人当天的日记：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晚年经常争吵，而羽太信子的癔症似乎越到晚年越严重起来。1960年7月31日，在和羽太信子吵闹之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
“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1961年11月12日日记则说：“下午徐女士来访，信子赠煮卿鱼四尾，购海淀米五斤。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吃至十一时始矣。”
羽太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讲出了两人晚年吵架的原因，比如1963年2月20日日记：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申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羽太信子矮胖、圆脸，最多只能算是普通平常的女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却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文学史上一对著名的兄弟作家：周大先生和周二先生。
如今，当那一代人走进历史，再回头去看那些过去了的人间百态，把曾经高高在上的“神坛”上的人物拉回人间，就会知道，他们一样有着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甚至他们的生活也曾经一地鸡毛，而这正是人的复杂和生活的真实况味。
01
1923年7月10日周作人日记：“起首作‘土之盘筵’。”10天后，也就是7月20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土之盘筵’专栏刚刚发出第二篇文章后，在附记中说：“‘土之盘筵’我本想连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
事实上周二先生并没有“生病”，而是“生气”，生了很大的气：周氏兄弟失和了，而且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发生了这一件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在1923年7月10日之前，鲁迅和周作人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可以称得上“兄弟怡怡”了。
鲁迅出生于1881年，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两人之间相差4岁。就是这仅仅4岁的年龄差距，使父亲早逝的鲁迅担当起了绍兴新台门周家复兴的重任。
鲁迅和周作人，少年时一起在绍兴周家宅里长大，他们一起在百草园玩耍，一起看有画的书，一起编故事，一起在三味书屋读书习字，一起乡下避难，一起感受人情冷暖、世道炎凉。到了两人的青年时代，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爱好和际遇，周氏兄弟感情更加融洽和深沉。这从鲁迅现存最早的诗作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鲁迅原本兄妹五人，唯一的妹妹名“端”，1887年生，未满周岁死于天花。四弟周椿寿1893年生，1898年病亡。长大成人的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
1893年鲁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家道中落。鲁迅父亲常年卧病，一直延请有名的中医诊治，所费甚多，于1896年病逝，这就越发使周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鲁迅1898年5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四弟过世是这年的十一月初八，鲁迅正放假回家，三天后不得不再回南京。此后直到1902年1月从矿路学堂毕业，转赴日本留学，鲁迅经常回绍兴探望家人。
鲁迅是周家长子，祖父下狱，父亲生病和病逝，在这过程中族人、亲戚和乡里的冷眼与欺侮，他比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自然承受得更多。去南京前，他就已经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读书之外，经常“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去南京之后，更是心系故家两个“弱弟”。
1900年寒假，鲁迅回家探亲，2月份返校后，因为思念弟弟，写下了《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其一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其二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其三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为了谋生，兄弟们不能时常相聚在一起，特别是夜晚一个人面对孤灯，偏偏还是夜雨淅沥，更让人倍觉凄凉。短暂的相聚之后，又要分离，旧愁未去，又添新愁。在我的眼中，路边的依依杨柳都成了断肠花。此一相别，又得等到一年以后才能相见。但我们在精神应该昂扬振作，文章得失由己不由天！
1901年，鲁迅又一次回乡探亲，临别时，周作人依鲁迅的《别诸弟三首》原韵和诗三首为鲁迅送行，周作人在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恒叔启程往秣。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作一词以送其行……”
周作人这三首诗题为《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
其一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
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其二
小桥杨柳野人家，酒入愁肠恨转加。
芍药不知离别苦，当阶犹自发春花。
其三
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
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
鲁迅收到周作人的诗后，又作了一首《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1901年）》：
其一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其二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
其三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在这组诗的背后，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附记：
仲弟次予去春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情，这些诗句，有亲情骨肉的情怀，有感伤、落寞的离愁别绪，是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的见证。
写作此组诗后不久，1902年2月，鲁迅赴日本求学，回家辞行时，周作人日记有以下记载：“孤灯澹目，此情此景，有不堪为人道者也。”“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辗转不能成寐。”
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竟兄弟失和、分道扬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成为文坛一大憾事。
02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事件的文字记载，最直接就是周氏兄弟当时的日记，以及周作人当时写给鲁迅的一封信。
而“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仍极为融洽。
1923年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然而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
内容虽然被当事人自己“剪去”，但“池上来诊”的记载却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这一天，周宅女主人羽太信子是否又得了类似的病呢?
紧接着第二天，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一周后，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至此，鲁迅一家离开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十个月以后，终于矛盾公开，事件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说，当时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羽太信子一连揭露出很多鲁迅的“罪状”，还打电话找来了两位证人，估计流传的“鲁迅在窗下偷听周作人夫妻谈话”，“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的种种言论，就是从这次争吵中来的。
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从周作人7月18日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才写这封绝交信的。当时周氏兄弟两家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亲住中院，鲁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周作人信中说不许鲁迅再到后院去，并请他“自重”，那么，“过去的事”，也就是“昨日才知道”的事是谁告诉周作人的？又是什么事情？
这件“过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论是周作人家的人，还是鲁迅家的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
从周作人此信口气看来，“过去的事”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之间纠葛的事。而这件事，不会是鲁老太太或是周作人子女告诉周作人，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诉周作人的。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早期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都避而不谈，一度成了鲁迅研究中的禁区之一。
03
周氏兄弟“失和”。当事人鲁迅、周作人虽然声明“不说”，但并不是一点都不涉及此，只不过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字，云里雾里，或点到即止，或顾左右而言他，后人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鲍耀明的信中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
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至于周氏兄弟的亲人们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们也语焉不详。
鲁迅母亲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从以上这些人的说法可以看出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而家庭纠纷又是一件最说不明白的事，除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时候当局则就迷，何况旁观者？
然而无论如何，周氏兄弟此次家庭纠纷影响深远，后果严重。至少现在的说法里，周作人的日籍夫人羽太信子在背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4
一生勤于动笔的周作人在文章中极少提及他这位夫人，周作人日记里提到夫人，也只是冷静客观写生活细节。周作人写过他的初恋，他少年和青年时代喜欢过的女人，但和他真正相伴一生的夫人是如何相识相恋，他终生没有言及。在他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
一九0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1906年夏，周作人随同回家结婚的鲁迅一起赴日本留学。此时，鲁迅放弃医学，离开仙台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周作人和鲁迅一起创办《新生》杂志，一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们先是住在日本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1907年春后移居本乡区东竹町中越馆；1908年4月8日，移居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
这什么名叫“伍舍”？因为住在一起的除了鲁迅周作人兄弟外，还有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加在一起5个人，所以起名叫“伍舍”。
许寿裳（1883年—1948年2月18日），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鲁迅终生挚友。后转往台湾大学任教，常批评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日在台大宿舍被暗杀身亡。
钱钧甫（1880年～1969年），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浙江杭州，鲁迅留日同学。回国后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9年去世。他有一个著名的儿子名叫钱学森。
五个大男人，都不擅家务。有人介绍了刚刚18岁的羽太信子来这里做杂务。
羽太信子属于日本东京下层家庭出身，家境并不好，不然她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出来当“下女”为家中减轻负担。羽太家人口多，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在中国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还是鲁迅寄十圆银大洋当的路费。
住在“伍舍”的5个中国男人中，周作人年纪最轻，而且性格内向，非常老实，很容易害羞。羽太信子与周作人年龄最相近，没几天，就与周作人混熟了。周作人习惯于被人照顾，羽太信子便有意无意地给予他更多的照料，作人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后来也就习惯了。
自从有了羽太信子，周作人慢慢变得懒散了。本来除了看书写字，他就对别的事不太感兴趣，现在有了信子，他对看书写字也时常有点心不在焉了。鲁迅见了，心中暗恼。他急于通过翻译和著述，改变国民的精神，唤起民众，争取民族解放，强国强种，满心指望弟弟助他一臂之力，可这家伙耽于恋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有一次，鲁迅情急之下，半句话不说，便对二弟挥起拳头，饱以老拳。这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记载的那次鲁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他。
1909年3月18日，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从此，一对夫妻相伴54年，直到羽太信子离开这个世界。
1911年7月，周家无力再继续供周作人留学日本，周作人只好携妇回到绍兴。而在此之前，鲁迅专程赴日本劝周作人回国。
回到绍兴老家以后，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信子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成了典型的“惧内”。直到后来有一次，她一不高兴又发脾气昏倒，这时她弟弟重久已来到绍兴，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过了一会儿，果然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的表现，是个病人。
羽太信子和周作人婚后，一家人基本全来了中国。不久以后，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又和周氏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结婚。
（周建人)
据周海婴在《鲁迅与我70年》一书中记述：
“终于有天，她（信子）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对母亲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周建人是被羽太信子做的“局”套住后才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
从上面诸多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非正面的形象。虽然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比如俞芳回忆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
周作人的绍兴同乡，后来租住进八道湾周宅的徐淦，在《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文章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不过这时候的羽太信子今非昔比，早不是阔太太，低头做人也是人之常情。
05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从“兄弟怡怡”到“大打出手”，并且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因，因为当事人生前从来没有说明白，所以给了后世研究者们海阔天空谈论的条件，原因众说纷纭，但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点：
一是家庭经济纠纷说
当周氏兄弟从绍兴搬到北平后，八道湾宅邸，是“由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主持家政”。既然主持家政，那么她就管钱包，钱都得交给她。
羽太信子虽然出身于日本普通之家，不知为何却养成挥霍无度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八道湾主持家政后。按照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说法：
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
二是绯闻说
对于这一点，周海婴在多年以后写文时并没有隐瞒。“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至于情况究竟如何，我这个小辈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至于章川岛先生的好心解释，周海婴也并不以为然：“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在现实生活中，兄弟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失和的情况并非个案，因为纯属他人的家庭事务，一般不会引起普遍关注。但鲁迅和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开风气者和健将，两人“失和”之前“兄弟怡怡”，突然失和，中间又牵涉一个日本女人，则令人作种种猜测。
周氏兄弟对于失和一事都讳莫如深，知情人也都没有披露任何细节，那么其他任何人提供的说法或者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自我猜测，不能轻易采信。
至此，周氏兄弟“失和”成为他们生平中的一桩疑案。然而，无论是家庭经济纠纷说也好，还是绯闻说也好，这桩疑案背后都有着羽太信子那胖胖的身影，甚至，在多年后鲁迅已经逝世，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周作人在日本人的恩威利诱下，做了汉奸，这个女人依然在其中起到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
因为一个女人，周氏兄弟的后半生彻底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周氏兄弟人生的悲哀。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